被污名的西方传教士:是危害还是陌生的爱?

主编:黑门 | 编辑:砾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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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非基”运动的深远影响下,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,对于基督教和那些传教士们一般会打上3个标签:政治化、西方化、妖魔化。

 

基督教会被定性为帝国主义侵略的“帮凶”;那些传教士,会被不怀好意地称为“蓝眼睛的洋鬼子”;他们所传的福音,则会被视为文化侵略的“工具”。

 

对于他们曾在中国洒下的血与泪,甚至所献上的生命,不是闭口不谈,就是一笔带过,口口声声就是两个字:危害!

 

在这样的背景之下,很多人对于基督教和那些传教士都有着不小的偏见,甚至有人会想:

 

“要是没有那些传教士,现在的社会肯定会更好吧!”

诚然,很多人对于这一份厚爱,还是显得如此得陌生。

 

他们或许没有想到第一套拼音是传教士编的、第一本国际法是传教士翻译的、第一所孤儿院是传教士建的、第一个青年会是传教士组建的……

 

中国太多太多的第一,正是由这群“洋鬼子”开创的。涵盖教育、医疗、艺术、公共文化事业、法律、出版印刷、社会福利、体育等等领域。

 

今天从众多的“第一”中,筛选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事件,看看他们这些人对中国到底造成了多大的“危害”!

 

 

 01 

第一套汉语拼音方案

 

1583-1588年,利玛窦和罗明坚合编了《葡汉辞典》。

 

《葡汉辞典》中的“罗马字汉字注音”,是汉语最早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,也是后世一切汉语拼音方案的鼻祖。

 

利玛窦的注音方案

 

1605年,利玛窦在北京出版了《西字奇迹》,这套拼音方案用了5个元音字母、20个辅音字母,再加上5个声调符号。

 

中国人第一次知道原来汉字的注音,可以用这么有限的一些字母和简单的拼法,就可以全部拼写出来。

 

1626年,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,对利玛窦的拼音方案进行了修改和补充,在杭州出版了拉丁字母注音专书《西儒耳目资》

 

 

金尼阁的拼音方案,只用25个字母和5个声调符号,就可以拼读当时“官话”的全部音节。

 

正是因为拼音方案的诞生,才让之后普及汉语、消除文盲等工作的铺开成为可能,并进一步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和交流。

 

 

02

第一部英汉字典

 

马礼逊是近现代中国大陆,第一位基督新教传教士。

 

1807年他独自一人来华,1834年病逝于广州,在澳门他的墓碑上,写着他在中国这边土地所完成的3大壮举:译圣经、编字典、办学校。

 

马礼逊墓碑

 

而中国第一部《英汉字典》,正是出自他手。

 

当马礼逊来到中国后,发现学习汉语是一件危险又困难的苦差。清政府禁止洋人学习汉语,同时也禁止传教,当地人只能偷偷地给他授课或是充当助手。

 

又由于当时经济上的窘迫处境,他只能租住在一个废弃的法国人的仓库里。

 

 

即使如此,他每天学习汉语,从事翻译、编写工作超过14个小时,健康状况一度恶化,甚至连拿笔的力气都没有。

 

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:

 

“我现在致力于翻译及编纂中文字典,这是一件艰苦的工作。我的勇气与毅力几乎支持不住了。我的手已极疲倦,执笔不易。假使我可以锄犁换掉笔杆,则我的健康必然较佳。”

 

他从1808年开始,以《康熙字典》为据,历经15年编成了三部分六卷本的《华英字典》。

 

马礼逊编写的《华英字典》

这部字典包含一部汉英字典和一部英汉字典,几乎是马礼逊一人独立完成。

 

从此以后,来华的美、英新教传教士,几乎都以马礼逊的《华英字典》,作为学习汉语汉字的经典教科书,进而推动了福音在中国的广传。

 

《华英字典》的发行,不仅便利了中西方文化交流和经济贸易的开展,同时为我国的近代语音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。

 

 

03

第一所女子学校

 

阿德希,作为中国第一位来华女宣教士。

 

1844年,她独自一人辗转雅加达、香港、澳门各地,等待进入内地的机会,后历经重重艰难,才最终踏上宁波的港口,实现了多年以来入华宣教的心愿。

 

 

初到宁波后,她便在城外江边租到一个木屋,着手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女子学校——宁波女塾。

 

在当时那个重男轻女且封闭、保守的社会,三从四德是女子的第一要务,识不识字的无关紧要,“女子学校”更是一个闻所未闻的稀罕物。

 

在她反复登门动员,向家长保证孩子上学,不仅不会增加家庭负担,还能得到很好的照顾后,这才渐渐有人,愿意把家中有病或是愚钝的女儿送过来。

 

在这样的背景下,女塾在当地才慢慢有了一些知名度,人数也渐渐增长到40多人左右……

 

 

在女塾里,有设置拼音、国文、地理、英文、算术、唱歌、刺绣、裁缝等课程,通过这些课程的开展,使这些女孩们有机会去接触那些闻所未闻的知识。

 

同时阿德希还在学校里每天主持早祷和晚祷,每周举行周间聚会和礼拜。

 

为了这一事工,阿德希终身未婚,就像她曾在信中说的那样“她已将自己许配给了中国……”

 

 

后宁波女塾经历了合并重组,成了之后的“崇德女校”、“甬江女中”、“宁波六中”等学校,进一步推动了女性的解放,和社会思潮的变革。

 

 

04

第一所现代医院

 

100多年前,中国第一家现代医院——“广州博济医院”,在广州诞生。

 

而它现在成了沿江路上,广州人耳熟能详的“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”(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)。

 

 

1835年,美国传教士伯驾(Parker)在得到广东商人的捐助后,在广州新豆栏街丰泰行3号(今天的十三行)买下一块地皮,创办了一所西医医院。

 

伯驾为其取名为“普爱医院”, 一般资料称之为“广州眼科医院”,之后扩建易名为“广州博济医院”

 

这所医院,不仅是中国第一家眼科医院,也是中国最早的西医医院,在中国现代医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。林则徐、孙中山都与之有着很深的渊源。

 

 

1840年4月,林则徐在该医院的病历,是中国现存最早西医病历,孙中山先生更是曾于1886年,入此医院附设的“博济医学堂”学医。

 

在伯驾担任院长的20年间,医院一共诊治了5.3万多人。

 

并且在介绍西医、西药,培养西医和护理人才,推动医院管理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小的贡献。

 

嘉约翰医生与学生合影

 

中国第一例外科手术、第一例截肢手术、第一例眼科手术、第一例膀胱取石术、第一例剖腹手术、第一例剖腹产手术、第一张X光片、第一例乙醚麻醉术……

 

中国太多太多现代医学的壮举,都诞生于此。

 

  

05

第一所孤儿院

 

土山湾孤儿院,或许对许多人来说,都是一个很陌生的名词。

 

1850年,上海天主教土山湾孤儿院成立,该院占地84.584亩,建有平房、楼房共34间。

 

土山湾孤儿院

 

这也是中国最早最大的孤儿院,往后的近一百年,一群异国的传教士,前赴后继地扎根于此。

 

在中国最黑暗的那段历史时代,他们“衣之食之,教以工艺美术”守护着孤儿院一波又一波孩子的成长,并教他们安身立命于乱世的各种本领。

 

孤儿院为孤儿们安排了系统的学习内容:

 

上午7至9点,上国语、代数、物理、化学、地理、外语等课程;下午1点半至3点,上修身、打样等课程。

 

 

每日除上课外,其余时间在工艺训练所实习雕刻、木工、铁工、机械等工艺。

 

该院前后共收容过孤儿2500余人,孤儿年满12岁就可以开始学艺,6年毕业后,可选择留院工作或外出谋生。

 

在当时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,活下去已是奢望,这些孤儿不仅受到了孤儿院的庇护,还被“授之以渔”,学得一技之长得以安身立命,得以改写一生的轨迹。

 

 

他们之中,有的人成了知名的西洋画大师,有的人成了大学的教授,有的人成了“海派”黄杨木雕的创始人……

 

可以说,土山湾孤儿院对中国近现代艺术、职业教育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。

 

 

06

第一个公共图书馆

 

1899年,作为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、图书馆学教育家的韦棣华,从纽约来到了武昌文华书院任教。

 

有过图书馆工作经历的韦棣华,很快发现文华校园内图书资料匮乏,教师学生无教学参考书籍,在整个武汉也没有一座可供大众阅读的图书馆。

 

 

这使韦棣华认识到:

 

把西方的公共图书馆理念引进中国,并建立一座大型的新式公共图书馆已非常必要。

 

为了加强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和资金筹措,她又专程返回美国就读于纽约普莱特学院、波士顿西蒙斯学院,学习图书馆学。

 

韦棣华

 

学习之余,她奔走各大学游说动员,1903年,她带着学到的专业知识和建设款项,回到了武昌文华书院。

历经6年的前期准备和建设,图书馆主体建筑完工,新的图书馆被命名为“文华公书林”——即公共图书馆。

 

1910年5月16日,文华公书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开放典礼,标志着中国近代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“公共”图书馆诞生了。

 

文华公书林

 

蔡元培称文华公书林“弥孚众望”,段祺瑞则为其题匾“导扬文化”。

 

韦棣华的余生与文华图书馆同呼吸、共命运,甚至为了中国的公共图书馆事业终生未嫁。

 

 

07

第一本国际法

 

丁韪良,是把国际法正式带进中国的第一人。

 

他身为美国教士,国际法学者,曾任美驻华公使列卫廉和华约翰的中文译员,京师同文馆英语教习,国际法教习和总教习等职位。

 

他将美国惠顿的《国际法原理》翻译为《万国公法》,其后还译有《公法便览》,《公法会通》等书。

 

《万国公法》

 

而《万国公法》便是他翻译的、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部国际法著作。

1850年,他来到宁波传教,在1858年与1860年 “英法联军之虞“,丁韪良作为美国公使谈判的翻译官,跟着美国公使在天津与北京谈判

 

在谈判过程当中,他发现中国人完全不懂国际法,譬如说,领事裁判权,这是丧权辱国的大条款,可是在谈判中,中国人没怎么考虑就接受了……

 

 

在丁韪良的心里,清朝政权和中国是两个概念,他对清朝政权的腐败是失望的,但对中国却充满了祝福。

 

丁韪良意识到有让中国了解和掌握国际法的需要,因此萌生了翻译、介绍西方国际法的念头。

 

当然他的另一个动机是“帮助中国认识神和神永恒的公义”。

 

丁韪良

 

1862年,他开始着手翻译工作,为了翻译此书,他认真研习了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等书籍,对汉语方言、音韵、训诂等也进行了特别的推究。

 

《万国公法》翻译出版后,它让中国人首次接触到“主权、人权、自由、民主”等观念。

 

本书对中国近现代的思想解放运动,以及社会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,为中国开启了走向世界的大门。

 

 

08

第一家近代印刷所

 

晚清以降,“西学东渐”成为时代的一大潮流。

 

在通商五口中地处最北的上海,一批身为西学东渐先锋的西方传教士,云集于此。

 

 

1843年底,由英国伦敦教会传教士麦都思,在上海创办的“墨海书馆”,这不仅是上海最早的编译出版机构,而且还是中国第一个近代印刷所。

 

墨海书馆的机器设备,源自英国,为上海有铅印设备的第一家,也是第一次将西方近代出版印刷技术传入中国。

 

麦都思

 

相对以前的雕版印刷,活动铅印出来的书籍质量大为改进:字无浓淡之异,墨匀则字迹清楚。

 

梁启超在《读西学书法》就提到:

 

《谈天》初译成,在上海墨海书局发印,册大将径尺,图表朗明,纸刻今绝。

墨海书馆翻译出版的诸多书籍都可堪称经典,且在中国都是首次出现,如:

 

《几何原本》

西方近代天文学译著《谈天》、古希腊著名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名著《几何原本》、近代植物学著作《植物学》……

 

这些医学、数学、天文学、植物学等方面的译著,为中国学科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,同时填补了许多门学科在中国的空白。

 

而墨海书馆在编译、印刷、出版等方面的活动,不仅成为了中西交流的重要窗口。

 

而且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翻译、出版人才,对上海乃至全中国近代文明的发展都有着不凡的意义。

 

 

09

第一个城市青年会

 

中国第一个城市青年会于1895年12月在天津成立,全称为“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”。

 

我们所熟知的篮球运动也是在这一时期,由美国的传教士、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第一任总干事David(中文名来会理)介绍传入中国的。

 

抗战时期青年会收留的孤儿

 

排球、足球、乒乓球、网球、棒球、田径、游泳、跳水、体操等诸多近代体育项目,也是经由基督教青年会引进和推广的。

 

“基督教青年会”最早由英国的乔治·威廉斯于1844年创办于伦敦。它不是教会,但却是以实践耶稣基督“非以役人,乃役于人”教导为宗旨的社会服务团体。

 

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提倡发展德、智、体、群四育,培养健全人格,服务社会,造福人群,并在当时开展各项社会服务工作:

 

在社会中办学、赈济灾民;组织合唱团、口琴队;举办各类夏令营、学生聚会、团契;筹办各类的体育活动;创办电台、联青社;协助郭德隆大夫创办天津胸科医院……

 

 

一百多年前,一位天津的老者问道:

 

中国什么时候能够派一位运动员去参加奥运会?

我们的国家什么时候能够举办奥运会?

这位老人就是被誉为“南开先生”的张伯苓,而他也曾是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会长之一。

 

他不仅因接触青年会而信仰基督,而且他后来也作为会长将青年会的理念付诸实践。

 

张伯苓

 

他奋斗终生,为要唤醒国民、教育国民,关注社会、关注人民,推动了社会思潮解放的进程。

 

而当时天津的“五四运动游行”,便是由东马路青年会开始,绕城一周后再次回到青年会……

 

 

10

第一所现代大学

 

1864 年,狄考文夫妇来到山东登州,从收留六名贫苦流浪少年开始创办“蒙养学堂”,简称“蒙塾”。

 

这六名学生,除一人读过一年私塾,其余的都是“不知读书为何事”者。

 

 

狄考文不仅免去了学生的学费,还提供衣履、靴袜、饮食、笔墨、纸张、医药、灯火及归家路费。

 

1872年,狄考文又在此基础上,扩大了校舍,增加了课程,为了培养更高层次的人才,狄考文决定进一步提高办学层次,办一所大学。

 

登州文会馆教材

 

经过数年艰难地游说、筹款,筹备,在海滨一隅的小城里,蒙养学堂终于扩建成近代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——登州文会馆,取“以文会友之意”

 

“登州文会馆”代表了当时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最高水平,也是19世纪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。

 

它所具备的先进的办学制度;欧洲化的班级授课制;专业化的育才模式……对整个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都起到了引领性的作用。

 

齐鲁大学

 

在历史的进程中,“登州文会馆”合并重组为著名的“齐鲁大学”。

 

时有“南齐北燕”之称,与当时的燕京大学齐名,而后逐渐演变为今天的山东大学。

 

 

有人说“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,后人可以随意评说。”

 

若是如此,历史便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,谎言与漠视带来的可怕之处就在于:

 

我们满足于谎言,漠视于漠视之后,便再也不能分辨出真相的模样……

或许因着时间上的阻隔,我们对于这些传教士很陌生,我们对于这份厚爱也很陌生,但是不要遗忘,更不要试图刻意抹黑。

 

我们需要的或许仅仅是正视他们,以及正视他们给中国带来的真实的意义与影响……

耶和华说:“我曾爱你们。”

你们却说:“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?”

 

玛拉基书1:2

宣教士说:“我曾爱你们。”

你们却问:“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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