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军：她说死也要回家，然后纵身一跃 | 人间·再见8
再见 8丨连载05
那一年，当我决定为2008写一部全景纪实的时候，我没想到它惊心动魄到那个地步。
采写了几十个命运各异的08故事，不少还是大明星或焦点人物，我也没想到自己最在意的是下面这个。
主人公是个进城务工女子，普通得像街边的一棵草，从不觉得自己会有什么故事。而且，她就那么静默地躺着，我们之间连一句对话都没有。
东莞市大朗镇一家毛织厂拥挤的女工宿舍里，人们唧唧喳喳地说笑着，虽然很晚收工，身心疲惫，但还是难以掩饰即将回家的兴奋。44岁的赵宝琴仔细地收拾着行李，总担心遗漏什么——与多数工友不同，过完年，她就不会再回来了。女儿雪莉夏天就要大学毕业了，这个家快熬出头了。
赵宝琴又拿出车票看看，没记错，1月27日20点45分。她并不知道，这张得之不易的火车票，竟载不动她回家的心愿。
老天突然就变脸了，一月中旬起，罕见的冰雪不断堆积到南中国的大片土地上，而且并没有消融的迹象。
在长江中下游流域，冰雪覆盖了纵横交错的轨道，京广南段等铁路动脉瘫痪，广州火车站广场塞进了20余万人，这片原本就以混乱闻名的区域，成了地球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；而京珠南段等高速公路，则成为地球上最壮观的停车场。
赵宝琴和几个同乡听说了铁路上的麻烦，但他们还是包了一辆私家金杯车，每人50元，赶到了广州。走到离火车站还有几百米的地方，就再也走不动了。前面全是密不透风的人墙，她甚至连广州火车站的轮廓都看不见。
20点45分临近了，20点45分过了，赵宝琴依旧在人海的边缘。幸好此前听说了好消息——持1月25日至2月6日之间车票，随便坐哪趟列车回家都可以——否则，赵宝琴可能早急得疯掉了。
由于担心发生大的骚乱，政府部门全力做着火车站滞留人群的劝返工作。广场的高音喇叭里，电台广播里，手机短信里，一种未曾有过的亲善语气不时传递出来，劝慰民工们留下来过年，还帮他们计算回去与留下的成本对比。
高音喇叭忽略了另一样重要的成本——情感需求。比如赵宝琴，她必须回去过年，那里有亲人、尤其是读大学的女儿，那是她活着的意义所在。与赵宝琴一样，很多农民工在回家过年这件事上本就没有成本概念。
《南方周末》记录了广州火车站广场的这么一段场景——
战士贺柳明与同伴组成人墙，极力阻挡着失控人潮的一次次冲击，不断有战士遭到攻击。民工们相信，只要进到车站，就可以回家过年，这信念几乎碾碎了文明社会的所有规则，在凄风冷雨中受困多日的人们快疯掉了。
许多人冲着贺柳明他们喊：“你们没有良心！”
贺柳明怒了：“回家重要还是生命重要？”
人群里竟传来这样的嘶喊：“死也要回家！”
劝慰措辞中严酷的一面也显现了出来——比如极言铁路瘫痪的严重程度，运力恢复的不可预期——反倒更容易让民工们放弃回家的执拗念头。既然可以免费退票，那就去退了吧，很多人无奈地做此选择。曾拥塞近20万人的广场，一度只剩下3万多人。
赵宝琴他们也返回了东莞。
1月31日，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承诺，滞留广州旅客5天内可全部返乡过年。后来的事实证明，这个太过乐观的信号升空，局势重新复杂起来。人潮又涌回广州火车站，而铁路运力恢复得有限。这次滞留的人数，甚至比退潮前还要多。
赵宝琴也攥着火车票，重新站到危险的边缘。
离上一次吃东西（拳头大的一块馒头）已经48小时了，而与广州火车站的距离，却几乎没有任何改变，赵宝琴快支撑不住了。在她前面，不断有昏厥的妇女、儿童、老人，被人们举过头顶，手手相传送出来。
据说，个别对广州站熟门熟路的人，靠带人从小路进站发了财，最高的时候，“引路费”叫价为500元。赵宝琴的老乡们也在寻找找突破的办法。
2月1日白天，老乡得到一个消息：有人爬上头顶的高架桥，可以一直走到一个缺口，跳进火车站。
在庞大的焦躁而绝望的人群中，任何一点新消息的闪现，都会导致人流的蜂拥。哪怕有人说，井盖下面有进站的路，周围人也会毫不犹豫地掀开井盖跳下去。
那天夜里，赵宝琴与杨小英等老乡一起，由一个出口进入火车站广场前面的高架桥。脚下人声鼎沸，黑压压的人潮依旧躁动不安，赵宝琴她们加快脚步，产生了一种逃脱地狱的复杂感受。
高架桥有两条分支，一高一低，类似于“水立方”里错落的10米台和三米板，水平与垂直方向各有两三米的距离。要通往火车站，需要从高的分支跳到低的分支。近50小时没吃没睡了，赵宝琴有点眩晕，她让其他人先跳，自己得壮壮胆。
2008年，威亚（wire）在中国被广泛使用，仅奥运会和残奥会开闭幕式上，高空特技就一再上演，演员们被吊在旋转的“地球”上，被吊在30吨的“记忆之塔”上。假如那时候赵宝琴也能有一根威亚，该有多好。
同在毛织厂打工的杨小英跳了过去，其他老乡也跳了过去，就看赵宝琴的了。跳过去，坐火车，换巴士，再换小三轮，就能到家了。
命运赐予赵宝琴的是另一种不幸——女儿5个月的时候，丈夫就离家出走，此后20多年再未见过。
2004年，赵宝琴开始得到足以抵消一切苦难的奖赏——女儿雪莉考上了郑州大学。为了支持女儿读书，赵宝琴离开村子，外出谋生。她在内蒙古捡过辣子，在北京做过小保姆，在兰州推车卖过凉面，做什么都无所谓，她只需要保证每年给郑州的女儿寄出不低于2000元的生活费。但这些零碎的工作，很难给她带来稳定的收入。
一年多以前，听村里人说，广东打工比北方能多挣一两百，赵宝琴就随别人到了东莞。赵宝琴身体羸弱，三四年前还切除了子宫，加之没有什么技能，在工厂里只能胜任最低级的工种——查衫，就是检验产品的质量，月收入1000元。
临去车站前，赵宝琴跟女儿通了电话，她请雪莉放心，自己一定会想办法回家的，而且，再也不出来了。
赵宝琴背着包裹，忐忑地站到了“十米台”的边缘，她调动全部的力量和勇气，奋力一跳，却没能如愿踏上“三米板”。她所跳离的位置，确实差不多有10米高，她疾速下落，下面不是碧蓝的水池，而是坚硬的沥青路面。
在跌落的瞬间，她张开一只手，本能地去抓高架桥道路旁的花草，而另一只手，还死死攥住那张火车票。
2月2日这一天，噩梦频繁造访几近崩溃的广州火车站。
是日凌晨1点40分，赵宝琴高空失足；5点20分，32岁的湖南人李满军死于复合伤，他试图从广州火车站的天桥跳下，结果触碰高压电线；也是在这一天，17岁的湖北女子李红霞被宣告死亡，她在前一晚车站外广场的人潮蜂拥中倒地，再也没有站起来。
“咚”的一声闷响，赵宝琴跌落到地上，就像一个大包裹掉下去，杨小英等人连一声叫喊都没听到。那一把被她揪下的花草，也在须臾之间落地，零散地分布在赵宝琴身边。被紧急送往附近医院时，赵宝琴的包裹已经不见了，里面有她的身份证。
在广州军区陆军总医院，赵宝琴头部肿胀，比原来大出一圈，嘴角还在流血。广州的一些媒体，以及英国《卫报》，都第一时间关注了这个生死未卜的女工。两个海外的《卫报》读者，捐出善款，这也成为后来赵宝琴手术的主要经费；一个在广州做保安的甘肃甘谷县男子，热心地跑到病房，他说自己叫魏二林，在报纸上看到赵宝琴有难，都是老乡，过来帮帮忙。
2月4日，妹妹和二弟赶到了医院，赵宝琴并未因此而醒来，依旧处于深度昏迷中。
诊断的结果，赵宝琴全身多处粉碎性骨折，医生完成了一侧的手术，然后停了下来——第一次的手术费61782.25元，赵宝琴家属虽得到资助，仍无力全额支付，欠下了28782.25元。医生提醒说，左髋部的手术必须尽快做，但目前欠款太多，他们爱莫能助。
妹妹记得，赵宝琴在村里的时候，缴过20元的农村合作医疗，若遇到特别重的病，好象报销的上限是1000元。但对于此刻的大窟窿，实在是杯水车薪。
二弟想不出办法，哀求院方说，我可以留下给你们打工，一分钱不要。院方想都没想就拒绝了，很显然，类似的想法他们经常遇到。
医院催促赶紧筹措手术费，接着，他们显出比较通情达理的一面：要是实在连第一次手术费都补不上，你们起码得赶紧出院。
赵宝琴继续昏迷，不知道春节一天天过去，也不知道家人正身处困境。她大小便无意识，每天要用去二三十条尿布，这笔开销太过沉重，以至于赵宝琴弟弟妹妹每餐共同用一盒2.5元的白饭充饥。
弟弟妹妹从来没到过城市，去买尿布的时候，不敢过马路，得拉着魏二林的衣襟——瞎了一只眼的弟弟说，担心自己再出事儿。
魏二林显得见多识广一些，他帮着跑相关部门，又联系毛织厂，希望得到救济或补偿。
跑了一圈，魏二林带回一个难题：民政部门说，按规定，可以发放5000元的救济，但是要见到医院的发票；医院方面说，要开发票得把账先结清。
昏迷10天以后，赵宝琴睁了一次眼睛，从此进入半苏醒状态。稍微清醒的时候，赵宝琴会因身体里的巨痛而呻吟，这时，妹妹把一支棒棒糖递过去，44岁的赵宝琴把大樱桃一般的红色糖球含在嘴里，不停地吮吸，世间之忧愁痛苦仿佛也在缓缓融化。
吮吸完毕，赵宝琴把左前臂举到嘴边，当作了电话话筒——一只缠着厚厚绷带的话筒——“女儿女儿”地喊，她含混地叮嘱：“女儿，你将来要做医生，要记得对病人好一点。”
一位男记者进来采访，赵宝琴将其当作女儿，拉住了他的手。
元宵节到了，赵宝琴病情渐渐稳定，只是家人无法筹措到更多的费用。“回家吧。”弟弟妹妹下了决心，虽然不知道回去以后，他们的姐姐有没有可能修复碎裂的左髋骨。
对于忙前忙后的老乡魏二林，赵宝琴的弟弟妹妹先是感激，接着是依赖，再后来，就暗自提防起来——一个所谓的老乡，又不认识，怎么会这么热心？直到被魏二林送进火车站，赵家人也没想明白，这个不相识的老乡有什么图谋。
回家的列车上，赵宝琴更清醒了一些。她发现自己什么都没了，只有那张火车票还在，它是赵宝琴无奈之下从“黄牛”手里买的，成交价410元，票面价格271元，那个“黄牛”她还认识。当初被广场广播劝返的那次，赵宝琴曾去退票，但没有成功，工作人员告诉她，那是一张假票。
回到甘肃以后，赵家始终筹措不到足够的钱完成剩下的手术，赵宝琴只能任由身体里一些碎裂的骨骼完成未必严丝合缝的再生。到了年底，这个坚强的女人已经可以扫院子了。
关 军
人间工作室创始人，作家
